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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写张恨水传记时常想起“五色土”
时间:2018-09-14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左盛丹编辑:聂晓君

  解玺璋:写张恨水传记时 常想起“五色土”

当年《啼笑因缘》登报的广告

 

    张恨水主持的《夜光》副刊

  ■陈梦溪

  张恨水做副刊为什么受欢迎

  《书乡》:您写作《张恨水传》用了四年的时间,您是从何时起开始注意到张恨水并对他产生兴趣的,是什么契机开始动笔写这部传记?

  解玺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开始讨论大众文化的问题,张恨水是争论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通俗的小说或是文艺到底有没有意义,其价值在什么地方。当时,电影和电视剧发展很快,很多人在思考除了艺术性和思想性,还该不该有娱乐性的问题。张恨水的小说那时被改编成影视剧,我就看了一些他的小说和相关资料,开始对这个人感兴趣了。我也零散地写了一点东西,虽然不是很满意,但也没有机会再深入地去挖掘了。2014年我写完了《梁启超传》,北京作协就希望我再写一个传记,我说我很想写张恨水的传记。

  《书乡》:传记序言中孙郁写了一点,说您“早年关注梁启超,后来关注张恨水,这里未尝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 您觉得这个思想逻辑指的是什么?

  解玺璋:他们两个都是报人。梁启超有很多身份,但他跟我们是同行,我是读了新闻系、新闻史的课程后才对梁启超感兴趣的,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梁启超,题目是谈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张恨水办报也很有意思,而且他办的报纸都是给市民看的,跟我们晚报很像。虽然我和他隔着很多年,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我们之间有些相通的东西,我们与读者的关系,尤其是副刊的一些理念,其实跟他那时候是相似的。我们毕业来到报社工作也是心怀理想,那时的报人也是心中有情怀,写他们的生活我内心也仿佛是一种补偿。

  《书乡》:梁启超与张恨水的办报理念有哪些不同?

  解玺璋:区别很大。梁启超是“高大上”,在办报的人中来说是顶端的,他是搞启蒙思想教育的。而张恨水是办副刊的,副刊的功能是为读者提供休闲、趣味、知识、解闷的东西。但他们在精神上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都把读者作为最重要的对象,重视读者。市民报纸的副刊品种要多、要杂,其实读副刊的人一定要有趣味性,枯燥的东西很难吸引读者。与张恨水一同办《新民报》的另一位报人赵超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来咱们报社讲课,他就提到副刊要“软些、软些、再软些”,副刊不能太生硬,视角和身份都要降低,这样才能跟市民打成一片。“五色土”为什么受市民读者的欢迎,跟它的定位是有关系的。

  《书乡》:您在书中总结了张恨水办副刊的几个特点,比如给读者复信、谈掌故、关注民生问题等。你也曾经在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你怎么看待他的编辑理念?

  解玺璋:百年来,作为市民报纸的副刊,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不说大话,只是跟读者平等地交流,张恨水在《世界晚报》里就写了这样贴近读者的小文章。他有个栏目叫“小月旦”,每期写一个人物。我在写他的传记时经常思维一下就跳到“五色土”上面。

  《书乡》:听说张恨水的亲人眷属写的回忆文章和书您都看过,而且不止看过一遍。看完后会从一件事一件事去核实,确认他们说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还听说这几年您时常泡在首都图书馆,查张恨水的资料,报社的资料库有很多张恨水的旧书和旧报刊,您也时常去翻阅。

  解玺璋:是的,首图有张恨水曾在的《新民报》,我一张一张地看,把三年多的报纸每一张都看了,每一张都拍了照片,回家反复看。张恨水特别喜欢用他的经历和他在家庭中的体会来写一件事情,所以他的文章里有很多个人的身世经历,他跟什么人交往,对什么东西有看法,就一条条摘出来。首都图书馆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查阅旧报纸的条件。

  张恨水与《北京晚报》大有渊源

  《书乡》:张恨水曾工作过的《新民报》与后来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有什么渊源?

  解玺璋:《新民报》最初是1931年由民间资本在南京办的,日本人进南京之前报纸停了,就搬到重庆复刊。张恨水也来到重庆,被朋友拉到了《新民报》做了八年,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1946年,张恨水回到北京,因为八年间《新民报》发展得特别好,他们积累了大量资金,一口气就办了八张报纸,上海办了《新民报》的日报和晚报。张恨水就是《新民报》北京版的社长兼总编辑。这张报纸1946年4月在北京创刊,1948年底他辞职离开报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将这份报纸收下来,《北京日报》创刊从设备、房屋到人员,用的就是当时张恨水的《新民报》的底子。“五色土”有个老编辑张黎至就是当年《新民报》的留用人员,2015年10月老先生去世,享年102岁。上海留下了带“新民”名字的一张报纸,就是现在的《新民晚报》。

  《书乡》:您写张恨水在北京的生活,一直是租房,买房了吗?

  解玺璋:从会馆出来之后他在北京租了四次,他的大家庭来北京之后租了三次,前面自己和妻子就住在铁门胡同。有的都改造了,已经找不到了。1946年回北京后他的身份也不一样了,就在砖塔胡同西口买了一处房子,那个院子比较大,还有车库、司机和厨子的房间,还是挺风光的。1948年他辞职后生了一场大病,加上社会变化,他也没有版税收入了,他要治病、吃营养品、供八个孩子念书,钱就不够用了。他之前有不少积蓄,都换成了金条,存在一家银行,但那家银行的人带着金条去了台湾,等于把他的钱带走了。他只好把房子卖了,又在砖塔胡同东口买了一间小房子。现在万松老人塔那边有个正阳书局,就在他那个房子的斜对面。

  《书乡》:那时候在北京租房并不贵,买房贵吗?

  解玺璋:张恨水在重庆的时候攒了一大笔钱。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张恨水的小说是稿费最高的。我看到过一则那个时候的广告,写张恨水的小说是千字八块钱,旁边写郭沫若的稿费是千字三块钱。而且他的小说还能卖版权,版税每个月都结账,他的小说发行量特别大,品种也多,有几十种都在源源不断给他版税,他的一生写了一百二十部小说。他卖掉那个院子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当时的卖房合同,他卖了多少匹布,那时候不是用现金结账,是用物品结账。

  《书乡》:您看来张恨水一直是个不被重视的作家,但实际上他的书在当时影响力很大,您怎么看近些年对他的评价?

  解玺璋:第一是他的办报理念,以前我们写到报人的时候,比较重视邵飘萍、林白水这些人物,对于张恨水这样服务于市民的编辑和记者几乎排不到新闻史上去,这是个历史观的问题。当我们用救亡、启蒙这样的史观衡量人物的时候,张恨水这样的人可能就被衡量下去了,我现在就想扭转一下这种观点。我们的报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趣味的、休闲的内容,这对一般读者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讲,他的办报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是他的小说。以前我们对他的小说评价不高,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毫无价值。后来一批学者和专家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他,但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用一种社会的理论来拔高他的小说,说他批判现实、反映社会现实等。当然他的小说确实对现实有着深刻描述,但是很少有人从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去评价他。他的小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其特殊的美学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文学的角度认识他,那他的小说永远都没有价值。

  《书乡》:您想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张恨水,想让读者发现他的哪一面?

  解玺璋:我想努力从两个角度去呈现一个完整的张恨水,一个是报人的角度,一个是小说家的角度。我们在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他之前,要首先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层次、这么多数量的读者?这些读者不都是底层的没有文化的人,很多北京胡同里的市民其实文化水平相当高。张恨水为什么能抓住他们的审美趣味?这个往深里说就是张恨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价值的问题。我认为张恨水把中国传统小说发扬光大了,把西洋的新的写小说的手法融入了旧式的小说中。他吸收改进了中国传统小说,这是他的意义所在,也是我想要读者了解的。

  【书摘】

  爱逛北京书摊

  北京的得天独厚之处,恰是古典文化的叶茂根深,仅就旧书业而言,众多的书摊、书肆,几乎就是北京人的公共图书馆。张恨水就曾多次忆及在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搜求旧书的情景。他写道:每年新春佳节,厂甸都是“都人士女一大游乐场”,而“好搜罗断简残篇之文人”,也“可趁此群书陈列之时,得从容掘发不易得之秘本”。

  届时,厂甸的旧书摊之多,南自琉璃厂,北迄当年的国立师范大学,在近千米的路上依次排开,供人挑选,如果挨摊仔细浏览,不遗一摊的话,至少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这些书摊之旁自然少不了张恨水的身影,他曾作《北京旧书铺》一文表示,在“佣书之余,辄好涉足书摊,以搜索断简残篇为乐”。又说,“予每届春节,必在此处有数度之徘徊”。

  流连于书摊、书铺之间的张恨水,并非无目的地闲逛,他说:“我读书有两个嗜好。一是考据一类的东西,一是历史。为了这两个嗜好的混合,我像苦修的和尚,发了愿心,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要写这种书,不是在北平的几家大图书馆里,可以搜罗到材料的。自始中国小说的价值,就没有打入‘四部’‘四库’的范围。这要到那些民间野史和断简残编上去找。为此,我就得去多转旧书摊子。于是我只要有工夫就揣些钱在身上,东西南北城,四处去找破旧书店。北平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肯下功夫,总不会白费力的。所以单就《水浒》而论,我就收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适先生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可见民间的蓄藏,很深厚的呀。又如《封神演义》,只有日本帝国图书馆,有一部刻着许仲琳著。我在宣武门小市,收到一套朱本,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字样,可惜缺了第一本,要不然,找到了原序,那简直是一宝了。”经过十数年多方搜求,他的藏书,据说已积累到万余册,可惜,抗战爆发后,几经迁徙,藏书大部散佚,加上他的兴奋点也已转移,写作《中国小说史》的宏愿,终成泡影。

  摘自《张恨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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