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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解读敦煌前世今生:莫高窟1650岁“高龄”了
时间:2016-12-26来源:华西都市报作者:王诗尧编辑:聂晓君

栩栩如生的敦煌塑像仿制品。

  已经1650岁“高龄”的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作为敦煌文化的实物遗存之一,莫高窟无疑是王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这座文化圣殿令无数人前赴后继赶去朝拜,无论是生动传神的壁画,还是丰富多彩的塑像,抑或是庄严肃穆的洞窟建筑,都令人心之神往。

  12月27日,“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将在成都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仅是因为接展、布展的照片,就已经持续霸屏了成都人的朋友圈——原因无他,只是“敦煌”二字的魅力。就连“敦煌女儿”、致力于敦煌研究40余年的七旬老人樊锦诗也认为“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

  为何在“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的关注度最高?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如何拔地而起?又为何发生在敦煌?记者就此采访了敦煌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副教授董华锋,请他解读敦煌的前世今生。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敦煌滥觞于二僧

  敦煌莫高窟开崖凿窟的第一声锤音,发生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鸣沙山东麓执锤开山者是个僧人,名叫乐僔,后来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

  这段开山凿窟的历史,被记载于唐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中:“莫高窟者,厥初,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空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乐僔、法良两位僧人先后开凿莫高窟的真实历史,两人也被一同尊为莫高窟的开窟鼻祖。

  前秦建元二年,有个叫乐僔的僧人,他常常手持禅杖在荒郊野外云游修行。有一天他路过三危山,忽然看到金光万丈,就像有上千个大佛发出的光芒,于是在这里开凿了洞窟供奉佛像。之后,另一僧人法良从东而来经过此地,就在乐僔开凿的洞窟旁边安营扎寨。敦煌的佛教文化,就起源于这两位僧人。

  之后,笃信佛教的东阳王元荣与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古称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此后,莫高窟的开窟造像兴盛起来,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长达1000年时间内,人们在前临宕泉河、东向三危山的鸣沙山东麓,密密麻麻地开凿了各种洞窟。据统计,古代僧侣信众礼佛的场所集中在南区,现存洞窟492个,塑像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以及木构建筑5座;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居住、圆寂的场所,有洞窟遗址243个。

  关于敦煌莫高窟创建的时间,不同的古籍记载概不相同。据五代敦煌写本《沙州城土境》记载,莫高窟“永和八年癸丑岁创建窟”,即公元352年创建莫高窟;而西晋《莫高窟记》却说“敦煌名士晋司空索靖在莫高窟题壁号‘仙崖寺’”,又将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提前至公元290年左右。虽然古文献上对此莫衷一是,但学界普遍认可公元366年为莫高窟创建的起点。

  为什么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你或许不会留意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间陆续建成的规模庞大的石窟群,让世人的目光齐聚在敦煌,哪怕漂洋过海,哪怕翻山越岭,也要来这里朝拜。

  如此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为何发现于敦煌?开窟鼻祖乐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还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过历史车辙碾压的规律。

  敦煌古称瓜州,历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战国至秦,瓜州一带居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后来,月氏人逐渐强大,打败乌孙人,赶走塞种人;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强大起来,将月氏人征服后分别迁移至中亚(大月氏)和祁连山一带(小月氏);汉高祖刘邦不得不以和亲、财宝换取边境的片刻安宁。

  至汉武帝时代,汉朝主动抗击匈奴,一面派遣张骞出师西域寻找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一面以军事手段占领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行政区,“河西四郡”分别是张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问世,并且成为中国西面的门户。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沿线带来了繁荣,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经济、文化都开始腾飞。东汉末年,拒绝董卓征辟而隐居乡里的张奂,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书记难》,儿子张芝、曾孙辈的索靖都长于书法。三国至两晋时期,宋纤、索袭、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硕德名儒”大多在此隐居避世。公元400年,李暠以敦煌为首都建立了西凉王国,他广纳英才、大兴教育,令敦煌经济繁荣昌盛,文化方兴未艾,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埋下了种子。

  古敦煌犹如今深圳

  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商贸往来门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时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华?打个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学者王惠民此前接受采访时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现代的深圳一样”。如果你去过深圳,目睹了这座国际化的都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着前沿科技之风带来的生活便利,体验了一把“深圳速度”创造的日新月异,不妨想象一下,这样车水马龙、富贾云集的场景,也曾经发生在敦煌。

  位于东西交通要冲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东来传教的僧侣的途经之地,他们或传道授业,或普度众生,或稍作休整,都让敦煌这一方土地,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之大。

  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就在敦煌出家,从罽(音ji)宾文人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一些梵文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名声鹊起,信徒多达上千人。此后,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等高僧兴建寺庙,为大众现身说法。这样浓郁的佛教氛围,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不少内地高僧到此开凿洞窟修行,莫高窟应运而生。

  敦煌兴衰一言难尽

  隋唐时期,盛世敦煌进入日新月异的“黄金时代”,与两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杨坚和武则天。

  幼年成长于寺院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登基后尊佛教为国教,还下令保护寺院佛像。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专程去莫高窟修建了当时唯一的舍利塔。

  公元607年左右,派驻张掖(古称“甘州”)的黄门侍郎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的三条路径以及西域的山川路况、风土人情和衣着物产等,令隋炀帝杨广兴趣陡增。两年之后西巡时,他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使节,史称“万国博览会”。这不仅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性格的彰显,也充分展示了国力昌盛与河西一带的繁荣。隋朝短短38年间,就有70座洞窟兴建于莫高窟。

  到了唐朝,敦煌的战略地位得到巩固,它不再是西南边陲小城,而是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加之武则天下令支持造弥勒佛像,让莫高窟营建步入“黄金时代”。

  据说在武则天登基之前,如何为她寻找一个顺应天意的理由,心腹大臣绞尽脑汁。薛怀义和僧法明等僧人甚至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写道:“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此后又作《大云经疏》,称武则天理应“当代李唐,入主天下”。武则天作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登上历史的舞台,遂下令全国颁布《大云经》和《大云经疏》,在各州县建大云寺,造弥勒佛像。

  盛极必衰,敦煌也未能幸免。公元920年,以曹议金为代表的曹氏从张议潮家族接过大权,管辖敦煌长达100多年。虽然曹氏家族不遗余力营建洞窟,但绘制简陋、千篇一律。经过西夏、蒙元时代的苦苦挣扎,明代以后,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这段关于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宣告结束。

12月6日,成都博物馆,敦煌文物仿制品正在紧张布展。

  包罗万象的百科书

  什么是敦煌?走进石窟,一目了然。

  本次展览特地从敦煌运送来了8个复原石窟,而原窟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目前作为重点保护文物基本未向观众开放。这次送来成都参展,除了中唐158窟以五分之四的比例复制之外,其余洞窟都按照1:1比例复制,再现敦煌石窟的原貌。

  例如第45窟,原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下层,虽无明确的造窟功德记和文献记载,但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看,其营建时间应在盛唐时期,被董华锋赞叹为“最具代表性的敦煌盛唐洞窟”。

  这个洞窟最大的看点是正壁敞口龛内的塑像,原系九身,龛外两侧力士像已毁,现存七身,是佛国世界里的标准组合。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纵向对称地布置在深敝口龛内,以佛像为中心,按身份等级侍列成对弟子、菩萨、天王,由于身份的不同,每个人物的表情和气质也截然不同。

  虽说佛像威严,但并非不可接近。董华锋在窟内演示,参观这个洞窟的要旨在于在塑像前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蹲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塑像都将微微低垂的目光聚焦在这里,冥想之中似乎走进佛国世界与之对话。

  第45窟作为莫高窟盛唐时期的代表窟之一,其形神兼备的塑像和栩栩如生的壁画,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风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洞窟内的壁画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在南壁西侧的《观音经变》图上,其中一难就是“救贼难”,壁画讲述了胡商遇盗的场景。一群运输货物的商人突然遭遇强盗持刀抢劫,驮着货物的骆驼和驴子止步卧下,商人情急之下念诵观音的名号,观音就赶来营救。图画中的商人高鼻、深目、戴尖帽,并非中原人的衣着打扮,而是粟特人的装束。这一特征与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非常吻合。

  前文所述只是一个洞窟里的内容,那敦煌4.5万平方米壁画该有多少浩瀚的内容:帝王将相、民族关系、使者朝会、商旅往来、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婚丧嫁娶、耕作扶桑、行船驾车、屠宰涉猎、洒扫宴饮、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药科技……莫高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更是一座宝贵的历史形象资料陈列馆。

  焦点关注

  散落的敦煌文物

  难论好坏

  长期以来,很多人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敦煌文物是不是“好东西都被挑选运往国外,剩余的文物价值并不高”呢?让莫高窟名闻世界的“导火索”,是敦煌道士王圆箓,那么如何看待王道士后来的“败家”行为呢?

  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敦煌遗恨》,讲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前世今生,王圆箓道士的意外发现让人胸闷窝火,却又无可奈何。说王道士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事实上,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6万多件写经、文书和文物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让莫高窟被来自世界的虎视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记。王圆箓的墓志铭对此也有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莫高窟终于引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切,只不过最早一批闻着血腥味匆匆赶来的“强盗”,早已将其视为砧板上的肥肉。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逐级汇报给县令、肃州道台、甘肃学政,甚至还给“老佛爷”写信,但并未寄出。藏经洞的发现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国内报告石沉大海,西方窃贼接踵而至,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等人“见者有份”。

  提及这段历史,不少人都认为“藏经洞里的文物大量流失,好东西都被挑选运往国外,剩余的文物价值并不高”,董华锋老师对此持否定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散落在外的国宝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作衡量,只能从数量上来讲,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本、文书、艺术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就连四川博物院也有两件出土自敦煌藏经洞的北宋绢画,非常精美、艺术价值高。

  无论是以“历史罪人论”还是“无知黑锅论”来定义王圆箓的盗卖文物行为,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清王朝风雨飘摇,大环境内忧外困,加之经济上捉襟见肘,敦煌文物遭到掠夺并非王一人之过。“他处于特殊的时代,文化水平不高,我们没办法再去苛求他有更大的作为。当然,他客观上是造成了文物的流散,这个毋庸置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流散到国外的敦煌写经、艺术品,也使得敦煌的东西一发现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董华锋说。

  华西都市报记者曾洁陈羽啸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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